综上所述，死磕律师本身是个类别而不是派别。
（5）要求人民法院立案、不予立案、拖延立案或者人为控制立案的。未来，人民法院可适应调研、查案、协作、汇报等不同需要，整合、提取、分析专库数据。
进入专题： 司法干预 司法独立 司法改革 。（9）要求人民法院将执行案款优先发放给特定申请执行人的。为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中办发〔2015〕23号，以下简称《规定》），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最高人民法院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制定了《人民法院落实〈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的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上述思路的整体考虑是：一是有利于强化威慑作用，让任何敢于干预、插手案件的组织、个人都有所忌惮，知道任何名义和形式的过问都将被如实记录、汇总报送。（三）关于不列入专库的情形 《实施办法》起草过程中，有法院提出，在部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中，一些党政机关、行业协会商会、社会公益组织和依法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提出的参考意见，对公正、合理、稳妥地审理案件具有重要价值，不宜一概将之视为干预。
《实施办法》适应互联网+时代要求，提出在案件信息管理系统中设立外部人员过问信息专库，明确录入、存储、报送、查看和处理相关信息的流程和权限。一、《实施办法》的总体思路 两办《规定》发布后，地方各级法院普遍反映，《规定》对于减少不当干预、防止插手案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威慑作用，但是，受制于当前的司法环境和履职保障水平，将外部干预、插手行为的判断、记录、报告任务完全交由地方法院承担，既不现实，也不利于《规定》的有效落实。庭审是审判的关键环节、主要方式，也是控辩职能集中发挥、控辩对抗集中体现的主要平台、典型场域。
中立，是指裁判者对诉讼争端各方保持一种超然和无偏私的立场，既不对诉讼任何一方抱有偏见，也不与诉讼争端的利益有任何关联。在诉讼职能上实行控审分离，在司法组织上采用审检分立，在诉审关系上贯彻不告不理。对纠问程序适用的谚语是‘控告人如果成为法官，就需要上帝作为律师。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49条首次强调，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
而在实行诉因制度的国家，法官变更适用法律条文的情况一般仅限于:认定之罪行包容于被起诉罪行之中，或者系较起诉罪行为轻之罪行或起诉罪行未完成形态，如果此未完成形态根据法律也构成犯罪的话，其实质是不得恶化被告人地位。检察机关出庭支持公诉的标准更高、要求更严、作用更凸显，同样挑战也更加严峻。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1项规定:在判定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确定其在一件诉讼中的权利义务时，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判。在司法史上，随着国家社会控制能力的增强和对犯罪本质认识的变化，曾经出现过国家刑事司法权力高度集中的现象，盛行过纠问式诉讼模式。庭审中发现审判活动违法，除不立即提出纠正、事后无法弥补的情况外，应当记录在案并在庭审后依法提出监督意见。庭审实质化与控辩的法庭对抗。
这是调整诉审关系的基本原则。英美法系国家传统上实行诉因制度，对于起诉书，不仅要求记载犯罪事实，还要求列明诉因。全体检察人员应当切实转换诉讼观念，加强出庭能力建设，努力提升公诉工作水平，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作出贡献。被控人面对具备法官绝对权力的追诉人，束手无助。
在规范诉审关系方面，应当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未经起诉之个人和事实，法院不得径行审理并定罪科刑。在起诉事实和审判对象问题上，各国的立法和实践却不尽一致，大致可分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两大类型。
公诉人出席法庭，既要增强法律监督意识，又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监督，平衡好履行诉讼职能与监督职能的关系。如果过去的控告程序是在原告、被告人和法官三个主体之间进行，则纠问程序中就只有法官和被控人两方。
为规范公诉权和裁判权的行使，我国立法应当对不告不理、诉审同一的原则予以明确并对相关制度予以细化。关于起诉在法律适用方面的效力，大陆法系国家通常规定法官在认定被告人行为性质上一般不受起诉请求范围的限制。控审分离前提下的诉审关系 以审判为中心的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建立在控审分离基础之上。如果说此前的控告程序依循的是‘没有人告状，就没有法官，此时根据纠问程序的本质，则允许在没有人控告的情况下，由法官‘依职权干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都应当进行调查、辩论。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
这是为了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进一步规范诉讼活动，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保障无辜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庭审实质化与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
日前，在全国检察机关第五次公诉工作会议上，最高检曹建明检察长指出，推动构建新型诉侦、诉审、诉辩关系。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法官面前，被告人由诉讼主体沦为诉讼客体、追究对象。
同时，充分尊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合法权益，注意听取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做到文明、规范、平和、理性地对抗，共同促进审判公正。然而，如果法官与检察官联手，控审分离便成为一句空话，庭审方式改革也只能是走走过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必然急剧恶化，辩护律师的作用必然名存实亡。
在现代诉讼中，司法公正的首要条件就是法官中立。因此，必须坚决实行控审分离，切断控诉方与裁判方的体制联系，树立法官中立形象，加强法庭审理中的控辩对抗，保障被告人辩护权的充分行使。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为健全司法权运行机制、完善刑事诉讼程序作出的重要部署。德国著名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曾对此评论道:纠问程序的功绩在于使人们认识到追究犯罪并非被害人的私事，而是国家的职责。
庭审实质化视角下的诉审关系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进一步推进庭审的实质化，做到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确实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审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所谓对于事实之法律评价，即如何为法的适当运用，乃法院之职权，并不受起诉书所引应适用法条之约束。
推进庭审实质化，必然要求在法庭审理中检察机关为履行好法律赋予的指控犯罪职能而落实好应当承担的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要真正发挥庭审的实质作用，检察机关必须加强公诉人员出庭能力建设，着力提高发表公诉意见和辩论意见能力，提高出庭应变能力，提高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出庭能力，加强对公诉主张的说理，加强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
只有控审分离，法官才可能免除既当控诉人又当裁判者的双重角色，限制法官依职权主动追究犯罪的冲动;被告人才可能恢复自己的诉讼主体地位，依法行使以辩护权为核心的诉讼权利;辩护职能才可能与控诉职能分庭抗礼，现代辩护制度才得以建立和发展。第二，尽快在立法上明确规定撤销、变更、追加起诉制度，以适应司法实践变更追诉之需要。
在纠问式诉讼模式下，法官集侦查、控诉、审判多项职能于一身，在自侦自查的基础上自诉自审因此，新形势下的全面深化改革应当在法治之下有序、渐进、稳步推进，以最大限度用法治凝聚改革共识、完善改革决策、规范改革行为、推动改革进程、固定改革成果，保证改革始终在法治的轨道上全面推进和不断深化。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不仅是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重大的实践问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部署了190项法治改革任务和举措，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总蓝图、路线图和施工图。
总结这段伟大历程，可以看到贯穿其中的主线就是彻底打破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制度的严重束缚，逐步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制度，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中国人民勤劳致富、创业创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开辟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国30多年改革开放创造举世瞩目的世界奇迹的关键所在。这既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明确要求，也是当前推动改革与法治更好结合的着力点。
对实践证明已经比较成熟的改革经验和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及时上升为法律法规，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多年来使用最多的一种立法方式，也是以改革推动立法的一条成功经验。改革与法治是辩证统一的有机结合体 改革与法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相伴而生、相辅相成，既具有深刻的内在统一性，又具有明显的形式差异性。
始终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 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辩证认识和处理当前我国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作出的深刻论断，也是新形势下互动推进改革和法治的正确路径。准确把握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亟须纠正一些观念误区 实践中，有的领导干部在如何认识和处理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上仍然存在着一些观念误区，应当及时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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